改变的生命：饶恕

凯瑟琳·普鲁伊特口述，阿比盖尔·埃科尔斯·史密斯整理

我最早的记忆之一，是一尊瑞登堡的半身像。人们会指着它说：「凯蒂，这是谁呀？」我就会说：「那是瑞登堡派的那个人。」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正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瑞登堡宗教学院读书。我真的是在教会里长大的——教会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小时候一切都很正常。教会就是我的家。我四岁时，我们搬到了缅因州的弗赖堡。父亲在新教会总议会被按立为牧师。那个社区很小，但教会很大，非常热情好客。我很喜欢在那里长大！

上高中前的那个夏天，我们搬到了圣路易斯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我想念我从小所在的那个教会的亲密。圣路易斯有一个友好的小会众——但没有多少和我同龄的年轻人。我的高中比我长大的小镇弗赖堡大三倍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打算去宾夕法尼亚州布林阿森的布林阿森新教会学院读书。但生活另有安排。我上高中时，妈妈被诊断出乳腺癌，就在我要去上大学前，癌症复发了。最后我没有去。

我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妈妈一直想当外婆，而就在 1994 年我儿子出生大约六个星期后，妈妈去世了。那是各种强烈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艰难时刻。我几乎失去了一切。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才二十岁，被迫在生活中自己摸索前行，而妈妈不在身边。那很难。真的非常非常难。虽然我在新教会中长大，学过、也读过关于死后生命的教导，但我想没有什么能让我为那样的失去做好准备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妈妈去世后不久，父亲就再婚了。我一直确信爸爸妈妈会永远在一起。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虽然我的继母是个非常好的人，但她不是我妈妈。我对上帝生气了——虽然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在生气。我困惑，我愤怒……我不明白自己的感受。我几乎和父亲断了联系，也和教会断了联系。

生活继续向前，1999 年我高高兴兴地怀上了女儿。女儿出生前，我丈夫病倒了。十二年过去了，我们至今仍在努力弄清是什么让他生病。他的病情时好时坏，但他不能工作，他的病带来了许多艰难的日子和许多悲伤。

我是一个喜欢掌控局面、凡事都想自己来的人，在艰难的时候——比如妈妈去世、丈夫生病的时候——我最依赖的就是这一点。那些年里，我把很多东西推开，说「我要自己搞定！」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处境。最终一切都太沉重了，我意识到我需要上帝的帮助。这并不容易，但从长远看是非常好的。在许多方面，教会藉着这一切又找到了我。

丈夫生病几年之后（也就是妈妈去世大约十年后），我才重新开始寻找教会。我希望儿子和女儿去教会，学习明辨是非。我丈夫是天主教徒，我们离圣路易斯有几个小时的路程，所以虽然我们去过几间当地的教会，却没有一间我们称为「家」的教会。我到了一个地步，觉得自己又需要新教会了，又需要上帝了。

我必须感谢我爸爸和他的妻子黛安。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和父亲说话，但他一直都在。他一直支持我。黛安成了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孩子们极好的外婆。父亲常常只是听我絮絮叨叨，当我困惑的时候，他几乎是高兴的——他知道我在寻找，他知道我必须自己找到回来的路。

我想新教会的教导一直都藏在我的脑海深处，到了合适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教导开始对我说得通了。有了互联网，我能找到许多不同的资源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找到一个线上「旅程」小组的，真的完全是偶然。这个线上小组在许多不同的好人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。我又开始对新教会感到更自在了。

参加线上「旅程」小组（我们用的是「转变」练习册），实际上引出了许多我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东西。但我想其中许多其实归结为头脑与心之间的区别。我总是做正确的事——不一定是出于正确的理由，而是因为那是从小刻在我身上的。

这个线上小组很有意思，因为成员从科罗拉多州到荷兰都有。在最后一次聚会时，我环顾小组里的人：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（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），有来自科罗拉多州的（我一半的家人来自那里），有来自荷兰的（我外祖父来自那里），甚至还有一位家庭的老朋友。那一刻我觉得：这就是我的家人。

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我重新与这个教会和这些教导相连。我能以许许多多的方式感受到教会。它是我的家——一直都是，我只是需要找到回来的路！

来源：新耶路撒冷总会《新教会联结》杂志「改变的生命」栏目读者见证（newchurch.org）　原文链接（英文）